清末民國時期的武漢，從時間上說，屬于中古與現(xiàn)代之間的近代。這是一個過渡時代。此時社會風俗的膻變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一方面古老的傳統(tǒng)習俗拼命要保住地盤，另一方面是新的社會習尚在艱難地奪取陣地。守舊勢力與革新勢力激烈斗爭的結果，導致了古老的傳統(tǒng)習俗與新的社會風尚的并存與雜揉。“天地君親師”的牌位改為“天地國親師”，“國”字取代“君”字，表示共和戰(zhàn)勝了君權，但照樣“早晚一位香，晨昏三叩首”地供奉著，顯示了舊習尚的頑固性。于父母之命外，征得子女認可后始通媒構的“允諾婚”則是包辦婚姻與自由婚姻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tài)。通俗以陽歷為“官歷”，陰歷為“民歷”，“新舊參用，官民各分”。把新事物變得合于傳統(tǒng)，把舊習俗改頭換面地保存下來，造成社會風俗演變中許多新舊雜揉、土洋摻半的現(xiàn)象，恐怕是過渡時代之所難免。從空間上說，武漢是位于東南沿海與內陸腹地之間的過渡地帶，又是位于外部世界與內地農村之間的中心城市，這就使它在風俗演變過程中起著一種橋梁作用。由于受外洋習俗的影響和東南沿海（特別是上海）風俗膻變的帶動，武漢在社會風尚的開化方面往往走在全省前頭，并以自己的社會風俗改革為全省樹立了榜樣。近代水陸交通網促進了商品流通、人口流動和文化傳播，使得武漢地區(qū)出現(xiàn)的新事物、新風尚比較迅速地呈幅射狀向四周中小城鎮(zhèn)及農村傳播，其影響力隨距離的延伸而由強變弱。如《麻城縣志續(xù)編》記載，該縣一些地區(qū)，“與武漢交通便利，似覺開通，而奢靡之風亦漸儒染，但鄉(xiāng)間普通人民淳樸者尚居多數(shù)”。此外，武漢社會風俗演變的速度和程度，遠遠不及上海、廣州等濱海口岸，但又為沙市、宜昌及各縣鎮(zhèn)、農村所遠遠不及。這也是空間上過渡特征的一種表現(xiàn)。

這種過渡特征說明武漢風俗在近代的變革是不徹底的。特別是由于武漢城市近代化是在西學東漸和武漢處于歷代反動政權統(tǒng)治下的環(huán)境中進行的，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性質，大量的封建習俗尚未來得及清理，西方社會的不良風尚又泊淚而來。這使得移風易俗成為迄今為止人們一直在付出艱巨努力的重大課題。

雖然如此，武漢的社會風俗畢竟發(fā)生了相當程度的增變。這種嬗變既是社會近代化的產物，又對都市化的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反作用。它突破了傳統(tǒng)文化的樊籬，促進了武漢及其周圍地在經濟、政治、文化的發(fā)展，帶來民眾物質生活條件和心理素質的提高。它是武漢近代文明形成和由封建城市向近代城市轉北的標志之一。因此，我們對武漢近代社會風俗嬗變的意義應有充分的認識。